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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血压防治 不是一个人的战斗
[来源:本站 | 作者:原创 | 日期:2013年4月28日 | 浏览1447 次]

    今年4月7日世界卫生日,高血压作为主题被再次提及。其中,鼓励患者提高其自我管理水平的理念被着重提出。对此,我国多位高血压专家共同呼吁,“自我管理”这一看似个人的行为,其实需要医务人员的协助、基本卫生服务可及性的支撑、正确的防治知识的广泛传播、舆论的合理引导等。

  高血压,一个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医学名词。

  高血压的防控是抗击人类头号健康杀手——心血管病的尖刀利刃,被人们寄予厚望。

  也因为对它的有效防控在生活点滴之间,却尚未得到应有重视,使得患者人数节节攀升,让全球医务工作者扼腕叹息。

  “我们要占领舆论高地”

  在采访过程中,高血压的“知、信、行”是专家们经常提及的三个字。具体解释就是指人们在通过学习,获得相关的健康知识和技能后,逐步形成健康的信念和态度,从而促成健康行为的产生。而在这一过程中,人们获得什么样的健康知识和技能,则与舆论的引导和自身知识的积累息息相关。

  2012年10月,李建国(化名)因心肌梗死住进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。但令医生疑惑的是,其病历显示,半年前患者的血压还控制得很好——并没有明显的血压波动和猝发心梗的其他因素,按说没有道理突然发病。直到李建国在手术苏醒后,将一张皱皱巴巴的报纸递给医生,答案才浮出水面。原来,一份都市报上刊登着一篇关于高血压治疗的科普文章,主笔人是一位知名医生,紧随其后的是一则植入的保健品广告,李建国听信了上面的说法,半年里停用了所有的降压药物。

  “很多患者,尤其是老病号,常年吃降压药,难免产生厌烦感。而一些贫困高血压患者,更是不愿服药。而这些虚假广告也正是抓住了患者这一心理,在广告中使用‘根治’、‘摆脱’等具有诱惑力的字眼,让患者放弃了正规治疗。”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丁荣晶深知患者的心理,但却对临床中源源不断的“李建国们”无可奈何。

  对此,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胡大一教授曾进行“中国人群血压控制情况观察”,结果显示,超过一半的高血压患者表示不能按医嘱规律服药。而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,我国高血压患者的初始治疗依从率仅为30.6%,远低于欧美50%~84%的水平。其中原因纷繁复杂,包括恐惧药物不良反应等。

  “归根结底,是整个人群的健康素养不高,而健康教育又开展不够造成的。”北京市医师协会副主任委员、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高血压中心吴海英教授表示,权威性差、碎片化、低俗化和普及性差是当前健康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,而医生对患者的教育方法则不够规范、内容不够充实、效果不够理想等问题也客观存在。更有专家表示,虽然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对健康知识传播严加监管,但当前的一些养生类节目仍然在大肆宣传个体化、经验化的治疗手段,缺乏循证医学证据,很多保健信息值得商榷。

  对此,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王文教授提出,在对患者的教育过程中,需要多方统筹。“其中,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;医生,尤其是基层医生要把健康教育当作基本任务;企业在关注研发和制造药物的同时也应该发挥公益作用,更为重要的是媒体应该兼顾宣传和监管的作用。要让正确的高血压防控知识占领舆论的高地。”

  王文告诉记者,为了填补高血压患者教育的空白,2012年7月,在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支持下,国家心血管病中心、高血压联盟等4个学会、协会共同参与编写的《中国高血压患者教育指南》目前已经进入了意见征集阶段。《指南》中针对二、三级医院的医护人员,社区与乡村卫生服务机构的医护人员,公共卫生人员,健康教育工作者,高血压患者,媒体均给出了不同的教育内容。“这必定是一场科学的绝地反击战。”

  基层医生能否胜任是关键

  何为“高血压的自我管理”?即在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的协助下,患者个人承担一些高血压相关的预防性和治疗性的卫生保健活动。其中,医生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是前提。

  在采访期间,记者曾随一对父女在北京某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就诊,这位76岁的老教授从2001年被确诊患高血压后,一直服用复方降压零号,从未更改。此次是想咨询医生,究竟用不用换药。

  在候诊10多分钟后,记者随父女俩一同进入诊室,接诊的年轻女医生态度很好,她动作娴熟地将血压计袖带套在了老人的胳膊上,隔着厚重的毛衣测出血压120/80毫米汞柱。

  “医生,我父亲这两天老是说头晕,您看用不用换个药?”语毕,医生抬起头微笑着回答:“说吧,您想要什么药!”闻之,女儿一脸茫然。

  患者主动参与到治疗之中,本应担当向导职责的医生却不“给力”。当记者向多位专家讲述了这件自己亲历的事情后,换来了是专家们一致的苦笑。吴海英告诉记者,当前高血压患者已经根据血压高低、危险因素、靶器官损害等被详细地分为三期四级,不同层次的患者治疗时机、策略和预后都不同,这就要求医生在做治疗决策前仔细地询问患者病史、服药情况,同时进行尿微量白蛋白等相关的实验室检查,最终做综合评估。

  “简单来说,血压同样是140/90毫米汞柱,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就要马上开始治疗,而只合并吸烟、肥胖等1项~2项危险因素就可以先观察3个月再做干预。”吴海英教授好心提醒记者,如果想判断基层医生对于高血压诊疗的能力,可以以此作为简单试题。随后,记者借由父亲患糖尿病10余年,平日测血压140/90毫米汞柱,到3家社区医院挂号就诊,结果两家医院内科医生表示可以再观察,低盐饮食即可,只有一家医院医生表示要马上服药,但并没有要求记者带父亲来做进一步的检查。

  “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是不能回避的问题,其中,一些医生责任感不强,也有一些医生水平还待提高。”王文直言,高血压的诊断流程,社区规范化管理并非没有标准可依。全国开展了上百个示范基地,也不是没有成功经验可循。关键还是规章制度的落地问题。“功能性社区有首钢模式,患者自我管理可以看上海市,农村高血压管理宁夏回族自治区示范区做得不错。简而言之,要看当地政府有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撑和详细的监督考核措施。”

  随后,记者在翻阅《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(2010年修订版)》时发现,在“高血压防治的对策和策略”以及“高血压的社区规范化管理”章节,对当前社区医生应该承担的工作进行了详细的梳理,包括分级管理内容,管理流程,随访方式,效果评价指标等。同时,也明确提出,社区医生应该担负起高血压检出、登记、治疗及长期系统管理的主要责任。

  王文向记者透露,在今年5月即将发布的《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2》中,我国高血压患者已被测算为2.66亿人。这其中仅有10%患者在大医院就诊,90%的患者就诊区域分布在城镇社区(30%)和乡村(60%)。这就说明,基层(社区和乡村)和基层医生当之无愧要成为高血压防治的主战场和主力军。而在这场与高血压的战斗中,基层医生能否胜任是关键所在。

  应从身边的很多细节做起

  一台家用电子血压计,一类或几类降压药,是构成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的主要武器。然而,当前对它们的管理却存在漏洞。在采访中,很多专家提出,打造高血压防控的支持性环境,不需要好高骛远,而应该从身边的很多细节做起。

  “例如,血压测量是了解血压水平、诊断高血压、指导治疗、评估降压疗效以及观察病情变化的主要手段。然而,当前市场上有几百种电子血压计,良莠不齐,并不是每一类都适合公众使用。”王文告诉记者,相比于指式和手腕式电子血压计,经过国际标准化认证的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是被推荐使用的。

  王文说,当前我国在血压计的认证上只有对出厂质量的要求,而缺乏使用过程中质量的把控。“就像药品一样,如果只有药品生产质量要求,而没有上市后的跟踪评价以及不良反应监测,那么对于药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都是片面的。而这一工作就需要药监部门的配合。”此外,王文提出,任何一款电子血压计每半年就需要校准1次,而当前上述校准工作只能依靠企业承担,而对于企业能否做好这一售后服务工作,就需要工商部门和消费者协会等其他部门的支持和监管。

  在采访中,记者被告知,由中国高血压联盟和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组织专家编写的,我国首部《中国血压测量指南》已在《中华高血压杂志》刊登。然而,在采访中记者却发现,对于普通公众而言,这一在专业期刊上发表的重要信息却很难获得。而对于《指南》中提出的“家庭血压测量值正常上限为135/85毫米汞柱。一般情况建议居民每天早晨和晚上测量血压,每次2遍~3遍,取平均值”等说法,很多患者表示从没听说过。

  此外,丁荣晶表示,当前临床常用的绝大多数降压药与抗菌药物同为处方药,但在零售药店患者却不需处方就可购买,这让一些患者根据自己主观判断随意购买服药,会造成不良后果。对此,记者来到了北京一家知名连锁药店实地调查。当记者表示要购买复方降压零号,但没有带处方时。销售人员立即热情回应,“只要将患者的姓名、联系方式等信息填写一下就可以了。”

  在采访中,很多专家也提出,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所需要的外部环境,与其他慢性病有不同之处,但更多是相同的。例如,丁荣晶提出,对于高盐、高脂、高糖食品和餐饮的限制,需要国家政策支持,包括营养标签的落实,推进公众就餐的健康环境,引导食品和餐饮企业行为,纠正公众对于营养的错误认识等。

  “在构建高血压防控的大环境上,我们并不缺少‘顶层设计’,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。而是要真正认识到以高血压为代表的慢性病的危害,将这些好的想法细化、落实,让老百姓想参与到疾病管理中时,不会觉得力不从心,不会被大环境束缚手脚。”一位专家如是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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